廣州:海上絲綢之路上長盛不衰的東方大港

  【光明學術筆談】??

  作者:李慶新(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)

 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人類利用海洋、以海洋為紐帶開辟的進行經貿交流與人文交往的海上通道。它以沿線海域港口城市為節點、海上航路為網絡,編織成為承載東西方經貿往來、邦交關系、宗教與文化交流、族群流動與交融的海洋文明體系。

廣州:海上絲綢之路上長盛不衰的東方大港

晚清時期的珠江沿岸客棧。資料圖片

  一

  現有史料與考古發現顯示,公元前2世紀前后,中國的沿海地區已經開啟通向東北亞、東南亞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。南方越人素有行舟致遠的航海傳統。秦漢之際崛起于中國南海之濱的南越國定都番禺(今廣州),使這里成為南海北岸的著名都會和舶來品集散中心?!稘h書·地理志》記載,公元前1世紀漢朝平定南越后,派遣使者從北部灣沿海的徐聞、合浦等地出發,前往南海地區,最遠到達印度洋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(今斯里蘭卡),東來西往的東西方海上航路終于對接,成為東西方海上交通的里程碑與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的標志。番禺是這一時期嶺南的中心城市和國內著名都會(《史記》《漢書·地理志》皆稱番禺為“都會”),與北部灣畔的徐聞、合浦、日南等港口構成漢朝面向南海的主要商港。

  公元3世紀以后,中國進入長達三個多世紀的分裂割據狀態,南方六朝政權注重南方開發和海洋經略,廣州開辟了穿越南海、航向東南亞的新航路,南中國海與印度洋之間的國際海洋網絡逐步形成。進入隋唐盛世之后,海上絲綢之路空前繁榮。著名的“廣州通海夷道”是唐朝通向南海、印度洋、波斯灣地區的最重要航線,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上舉世聞名的東方大港,“雄藩夷之寶貨,冠吳越之繁華”。廣州是“阿拉伯商人薈萃之地”,各國番商在城西聚居形成“番坊”。20世紀90年代以后東南亞海域發現的“黑石號”沉船、暹羅灣沉船均為阿拉伯商船,沉船遺物中有珠三角地區生產的外銷瓷等遺物,說明商船是在貿易中經停廣州、返航途中沉沒的。唐朝派遣廣州市舶使,創立市舶管理制度,影響深遠。確實如美國漢學家謝愛華(E.H.Schaffer)所說:唐朝“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國人聚居的所有的鄉鎮,沒有一處比廣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榮的地方”。

  10世紀以后,廣州成為南漢國的首都興王府。在分裂割據時代,局部穩定的南漢朝廷與閩國、吳越等東南瀕海政權一樣,更加注重經略海洋,發展對外貿易。印度尼西亞海域發現這一時期的印坦沉船、井里汶沉船均與廣州貿易有直接關聯,出水中外器物種類之多,數量之大,說明廣州與東南亞、西亞地區之間存在大規模的組織完善的海洋網絡和貿易聯系。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臻于鼎盛,沿海地區興起一批貿易港口,廣州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,從廣州出發的海上航線可達東南亞、南亞、東非及地中海地區。朱彧《萍洲可談》指出,兩浙、福建、廣南三市舶“唯廣最盛”。南宋廣州貿易“收課倍于他路”,成為國家財政的一大來源,號稱“天子南庫”。

  二

  14—15世紀以后,隨著大航海時代來臨,歐洲人開辟了通往中國的新航路:一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,繞過非洲南端好望角,橫渡印度洋,經蘇門答臘島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峽,北上進入南海,到達澳門和廣州;一是橫渡大西洋,從美洲繞過麥哲倫海峽,橫渡太平洋,航行至菲律賓群島,直航澳門、廣州和其他港口。后來美國商船開辟了新太平洋航線,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被納入世界海洋貿易體系。

  明朝初年推行朝貢體系,于寧波、泉州和廣州各置市舶提舉司,分設“安遠”“柔遠”“懷遠”館驛。廣州通占城、暹羅和西洋諸國。廣州市舶司管理南海諸國朝貢貿易,事務最繁;懷遠驛有各類房舍120間,規模居三省驛館之最。16世紀中葉貿易制度轉型,閩、浙市舶司時置時罷,惟廣州市舶司一直不變。隨著外國商人來華數量的增長,澳門開埠并成為廣州外港,構成明中后期貿易管理新體制“廣中事例”,廣州—澳門貿易在亞洲乃至全球海運中占有重要地位。當時來過廣州的葡萄牙人說:“中國規定對外貿易只能在廣東開展,其他省區不準進行,因為廣東比其他任何省區都更具有同外國人進行貿易的條件和能力”(克里斯托旺·維埃拉《廣州來信》)。

  清朝統一臺灣后,沿海設置粵海關、閩海關、浙海關、江海關。由于歷史、地理、政治等因素,中國對歐美國家的海洋貿易逐漸集中到以廣州—澳門為中心的廣東地區。1757年,清廷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擴大貿易的企圖,遂將對歐洲的海洋貿易限于廣州,即所謂的“一口通商”。此后,一直到19世紀中葉,除了葡萄牙租居的澳門外,廣州成為西方人唯一可以進入和從事貿易的中國口岸,包括行商、商館在內的一系列組織機構、管理制度被稱為“廣州制度”(Canton?System)。明清時期,循著海上絲路,廣府民眾航海貿遷,移居東南亞及美洲、澳洲新大陸乃至歐洲、非洲,廣州成為我國著名的僑鄉。

  三

  海上絲綢之路是溝通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海上交通網絡,也是沿線國家和地區邦交往來、文化交流、宗教傳播的通道。公元3世紀以后,佛教通過海路傳入,經廣州等地在嶺南傳播,并北上傳入內地。其中最有影響的是527年印度僧人達摩從海路來到廣州,在今華林寺附近建西來庵,后北上中原,成為禪宗初祖。廣州不僅是泛海東來弘揚佛法的外國僧人的重要基地,也是國內僧人泛海前往西天求法取經的主要出航地。唐宋時期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商人、阿拉伯商人常住廣州“蕃坊”,從事各種貿易,建立宗教場所進行宗教活動,保留至今的懷圣寺和光塔,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。

  明朝中葉以后,天主教傳教士伴隨西方商人來到澳門,繼而進入廣州和內地。第一個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、耶穌會創始人之一方濟各·沙勿略(Franciscns?Xavier)來到珠江口的上川島,準備進入中國傳教,后因病逝世,葬在島上。此后利瑪竇、湯若望、南懷仁等耶穌會傳教士帶來了歐洲的地理、歷法、數學、幾何學等科學,印刷、火器制造等技術,以及繪畫、音樂等藝術。19世紀初,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。新教傳教士成立學校、醫院,開設印書館,創辦報刊,并翻譯各種書籍,廣州成為“西學東漸”的重要門戶。

  18世紀以前,葡萄牙語是亞洲許多港口的通用商業語言。澳門開埠后,華夷混雜的澳門、廣州出現了廣東方言與葡語的交融,產生了中外貿易的通用語言“廣東葡語”。19世紀,隨著英帝國的興起,廣州中外貿易中逐漸形成以粵方言與英語混合的新商業用語“廣東英語”。鴉片戰爭后,各通商口岸需要外語人才,于是,能講一口流利的“廣東英語”又兼通夷務的廣東通事與買辦成為江、浙、閩各地廣為招徠的人才。

  海上絲綢之路也是中華文化“走出去”的重要渠道,紡織、造紙、印刷、火藥、指南針、制瓷等工藝技術,繪畫等藝術手法,經由此實現了彼此間的傳播與交流。近世新航路開辟后,廣州口岸聚集了眾多外國商人、船員、傳教士、旅行家,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向歐洲介紹“中國印象”,把中國經典古籍譯介到西方,儒家思想等對歐洲啟蒙運動產生很大影響。一些產自中國的精美服裝、手工藝品、家具等被帶到歐洲,成為上層社會崇尚的時髦物品,并加以模仿制造,在制瓷、繪畫、建筑等領域,出現了被稱為“洛可可”(Rococo)藝術的新風格。

  自秦漢至明清,廣州始終處于中國對外貿易、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,歷兩千余年而經久不衰,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東方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,在東西方商貿活動和文化交流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  《光明日報》( 2020年06月08日?14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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